美国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6月28日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，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8日5时33分（北京时间28日17时33分），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10001527例，累计死亡病例为499024例。

　　自从3月初新冠肺炎疫情在纽约大规模暴发以来，纽约成为了全世界疫情的震中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纽约的公共交通系统被新冠病毒攻陷。纽约是一座公交都市，公共交通是1500多万纽约人中绝大部分人的日常出行主要方式，公交系统支撑着这座国际大都会高效运转。

　　截至6月22日，纽约公共交通系统竟然有高达132人因感染新冠病毒而丧生，可比较年龄段死亡率是全市平均水平的2.2倍。

　　此前，纽约公交局董事会主席福伊（Patrick J。 Foye）向纽约企业界发布公开信，建议企业参考1918年的做法，在城市重开后主动实施错峰上下班、灵活上班以及远程上班等方式避免新冠病毒传播。

　　1918年的纽约抗疫经验，真的值得参考吗？

　　纽约公交，究竟输给了什么？

　　文丨苏奎

　　一切尽在掌握？

　　1918年，民主党人海兰（John Francis Hylan）就任第96届纽约市市长。

　　这位曾因鲁莽驾驶而被纽约BRT公司（Brooklyn Rapid Transit ，纽约一家私营轨道交通公司）除名的纽约公共交通公司工人，在铺轨工人、锅炉工、售票员、维修工和驾驶员这些公交行业的底层岗位都干过，30年后，终于奋斗成为世界最大都市（当时纽约人口已经高达560万，而伦敦人口当时只有450万左右）的市长。

　　科普兰（Royal S。 Copeland），时任纽约顺势疗法医院院长，这一年5月，刚刚被市长海兰任命为纽约卫健委主席（Board of health）。

　　纽约卫健委作为一个非政治性的独立监管机构，是纽约抗击疫情的关键部门，历史上曾经应对过黄热病、伤寒、霍乱、肺结核等多种传染病，彼时已有113年（1805年开始运作，1866年成为独立的专业监管机构）的抗疫经验。

　　17年前俄罗斯大流感留下的伤痛还没有远去——那次疫情，在全球杀死了100多万人，包括了1.3万美国人，2500多名纽约人。那时，科普兰刚刚毕业，正在医院实习。

　　海兰和科普兰还没来得及享受更多的荣光，纽约就碰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瘟疫——西班牙大流感。

　　1918年8月11日，在布鲁克林一个码头，纽约卫生部门的官员和医生如临大敌，焦急又紧张地等候一艘来自欧洲的客船进港——这艘来自挪威的轮船上有10名乘客和11名船员可能已经感染了西班牙流感。船方负责任地将船上的染病情况电报急告纽约政府。

　　轮船靠岸后，病人立即由救护车送到附近医院。8月16日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和9月4日来自法国的轮船又分别有22名乘客因感染疾病被纽约当局隔离，9月12日，科普兰更是直接将这个码头隔离。

　　一切似乎都在控制之中。

　　彼时正值一战。

　　纽约港是一战期间美国士兵进出欧洲的大门，经由港口进出部队规模超过100万！病毒已经随美军暗中侵入了纽约，军营不断有病例爆出。

　　9月15日，纽约出现了第一例西班牙流感死亡病例。

　　“佛系”如何抗疫？

　　8月和9月是纽约抗疫最为关键的窗口期。然而，科普兰担心引起市民恐慌，一直在避免采取更加公开和大胆的防疫方式，希望采取一些“内紧外松”的措施能够很快控制住疾病的传播。

　　科普兰在媒体上说，纽约还无需对西班牙流感拉响警报，其主要精力放在控制港口和隔离外来感染人员，直到9月17日纽约已经出现1840宗病例，才将西班牙大流感纳入需要报告的传染病。

　　9月28日，科普兰才承认疫情的严重性。

　　10月4日，官方才正式宣布西班牙流感流行。那时，疫情已经非常严重。

　　进入10月份，瘟疫已经开始大规模暴发，美国各地都开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疾病传播。

　　然而，纽约仍然特立独行，采取了完全不同的防疫模式。

　　在整个疫情期间，纽约几乎没有任何停工停产令；所有行业都在正常运作，酒吧、剧院等娱乐场所仍在营业（一些条件比较差的电影院被勒令停业）；至于争议大的强制口罩令，更不在纽约讨论范围之内。

1918年9-11月纽约抗疫主要措施实施时间点。

　　在大部分城市都停学后，纽约公立学校却一直在上课，事实上，几乎一半学生家长已因各种原因没有将孩子送到学校。

　　科普兰解释说，学校的卫生条件要好于大部分学生家庭。其前任将科普兰由学校监控学生感染情况的计划称为“纸上计划”（paper program），并指责学校的管理就是犯罪式的松懈（criminal laxity）。

　　尽管遭到了很多人反对，科普兰在市长海兰的支持下始终坚持其防疫策略。

　　据事后统计，整个疫情期间青少年（5-19岁）年龄段死亡人数高达5706人（仅仅在10月份那一波疫情中就有2931人），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3.9%！

　　在疫情期间，发现有症状的感染病人并予以隔离的隔离制度，应该是当时值得一提的硬核措施。对于因病居家隔离的人员，按规定家门口会放置一个隔离标牌，以督促隔离人员遵守隔离制度，对于不能遵守居家隔离的人员，将被送到医院或疗养院。

　　事实上，这个制度几乎没有可能得到严格执行，很少有病人家门口被放置标牌。此外，关于可能的无症状感染者（主要是那些病人家属）是否有传染性的问题，科普兰则认为，只有有症状感染者在咳嗽和打喷嚏时，疾病才能够传染，因此，其制定的隔离制度并不包括那些密切接触者。

1918年有关大流感传播途径的宣传画（打喷嚏和咳嗽）。

　　11月17日，科普兰在接受《纽约时报》采访中，将那些有效的措施蔑称为“常规做法”。

科普兰1918年11月17日接受《纽约时报》采访宣传纽约“成功经验”。

　　在第一波疫情后，科普兰就以成功者姿态接受《纽约时报》采访：“我的目标是以这样的方式实现防疫：不发全面停工停业令，不造成公众恐慌，降低恐慌危险……我想人们继续他们的工作而无需害怕和面对灾难的歇斯底里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科普兰的策略也受到了当时联邦政府的影响。

　　他自己在媒体上公开讲，时任美国医务总监（Surgeon General）鲁伯特（Rupert Blue）在给他的信中非常明确地指出，他反对实施任何“非理性”的隔离措施或者采取任何类似于干涉商业、军舰航行和运输而不能保障利益的标准（防疫）办法。